自古以来，“从整体上讲，广州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民风,都是趋利务实，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获取，商业味太浓。”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蛮痍之地，中原文化不够深厚，无一不给外来文化的传播创造有利条件。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在文化的态度上，它有着佛祖的“肚量”，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都能一一兼容。这种广泛包容性，使得广州人在文化结构上，左右逢源，难以划分。
    老广州人，不但信佛，信仙，也信祖宗，鬼神。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宗教寺庙，都香火不断，信客络绎不绝。他们拜神，无论是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弥勒佛、天后元君圣母娘娘。。。。。。都是他们的膜拜对象。且不分宗派，一庙之中同时奉祀三四种神祗也很正常。广州人“无教不信，无神不拜，分不清何佛为何道。‘有奶就是娘’的现世作风表达在宗教上，就是‘有灵就是神’。”事无大小，都来上香晋拜。所谓“拜得神多自有神保佑”。其虔诚的程度，只要数数广州的祠堂寺庙便知。
    这种信仰，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信神敬神多出自实用，功利而且势利。 钟叔河先生《念楼集》有语云：“这种以许愿还原、有求必应为特征的敬神，也就是人神之间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人们这样做，或是为了祈求，或是为了报答，宗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决非信仰。做之既久，像逢年过节提了礼品往领导家里去一样，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近代广州，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它无疑是外来文化的“领头羊”。这里最先废除裹足，最早剪掉辫子，西关小姐还最早敲响了解放女性的先声。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意识传入，瓦解他们本来就不是很深厚的民族传统根基。在宗教方面，基督教的人生状态、信仰、人际、科学、处世等方面思想向导符合了新时代发展的趋势，也合乎他们迫切挣脱民族包袱的心理需求。一时之间，外来宗教在上流社会兴起，呈现一种趋之若骛的热情，但这毕竟只是暂时的。对广州人来说，文化地域的差异性决定西方的宗教只能略懂，难以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广州人便用他们的“折衷主义”，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制造出一套属于自身生存的信仰体系。
   于是，近代广州出现两种文化极端，对封建迷信的坚定不移和民主科学的向外，也是贫苦劳动阶级与上层资本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化如同民族命运，在二十世纪的暴风雨中艰难前行。
   当代经济化，全球化的更新变换中，迫使青年一代的精神价值重新审核鉴定。过去遗留的文化，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心理负担。广州人“早已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在这种心理定势上，当代广州人很难在心底形成长久而又诚恳的服从一种价值体系，或信服某种宗教信仰。他们既不信佛祖，也不信上帝。比起外界，他们更相信自己。与其烧香拜佛，祷告上帝，他们更宁愿遵从“人定胜天”的成功论，唯我论。他们的精神状态，随时会因为外界的变换起伏不定，甚至濒临崩溃边缘。在物欲膨胀的潮流里，朝九晚五的广州人经常产生“不知何处去”的困惑。
   所以现在的庙宇，纵使香火鼎盛，但来的人大多是游人，而不是信客，带着一种观赏性质，而不是出于内心需要。广州的宗教文化保护得很好，历史对边缘的痍蛮之地特别优待，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并没有制造多少人为苦难给广州。一千年的宗教寺庙灵堂，经修缮，还是有模有样。成了对外开放，游人观赏游览的旅游景点，上了年纪的广州人，还保留着一些风俗习惯。上香，拜佛，留点香油钱，为了求一个心安。现代青年人早已缺失这种闲情逸致，他们关注的是庙堂背后。商人打着宗教的名义，做起了无知信客的生意。玉器，古董，凡一切与佛祖有关的东西，都成了他们的欲望驱动。华林寺，便是广州有名的“玉器一条街”。讨价还价声淹没了诵唱经文，金钱贸易取代了宗教活动。商人强占了寺庙，欲望扰乱了静斋。广东省科学馆和中山纪念堂外的“算命一条街”，更是讽刺。
   二十一世纪“上帝死了”“万物崩离，中心失依”。一切看不见的暴行都打上文明的旗帜，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安静的地方越来越少，这座城市的人越来越膨胀。拥有真正信仰的人越来越稀有，欺世盗名的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归根到底，还是缺少一种衡定价值意义的信仰。广州人自古便缺少宗教意识，缺少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很容易将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导致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在功利的社会里人们既无法判断来路，亦不知去往何处。文化的用余秋雨的话来说是“缺少皈依的一群”。
   1700年来，你不断对外吸收，容纳，兼容并束，我以为你已走到了前头，殊不知，你还在后头彷徨。
                                                                                                                       2008。10。22。增删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