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架清风，冽江碧水；将军铁马，榜眼文章。”这是流传于清远的一副名联。其中的“将军”是指陈可钰，“榜眼”是指朱汝珍。
朱汝珍(1870—1942年)，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清远人，清末民初法学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老一辈的清远市民在津津有味地回忆清远历史时，总免不了要提到朱汝珍。原来，朱汝珍本来应该是清代末科的状元，但是由于姓名和籍贯的缘故而与状元无缘——
按照惯例，甲辰恩科的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其中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虽然文词畅顺华丽，但字体却为粗笔楷书，因慈禧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故看后不禁连连摇头。当她看到“朱汝珍”这个名字时，心中更是不由得陡然升起一股厌恶之感：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是出叛逆的地方。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与“诛”同音。珍妃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改良，被推入井中溺死，“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状元之门对他关闭了。相反，慈禧觉得刘春霖这个名字有吉祥之兆，又是贵州人，便将他提升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据史料记载，在考取榜眼前，朱汝珍发奋读书，曾以县试冠军入读清远县学，22岁时又凭优异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取列广州府闱第一。27岁考取拔贡，以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江苏司行走，开始了仕途生涯。朱汝珍中了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他不同于清朝的遗老，安于现状，抱残守缺，而是能跟时代步伐前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1906年，他决心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回国后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第二年，任第一次法官考试贵州省主考。1930 年南归，受聘为香港大学教习；1933年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
朱汝珍不仅是一个科举生，他还是一个抗日爱国者。抗日战争爆发时，朱汝珍早已是68岁的老人家，他由于受爱国思想驱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在香港主持清远公会，组织募捐、义演为抗战筹款。香港沦陷后，他不惧日本人和汉奸的威逼利诱，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这期间，年事已高的朱汝珍还发动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极力帮助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疏散回乡。抗战期间，有3万多清远人在香港谋生。他们大都是从乡间逃荒走难流落到香港的农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离港返回内地谋生，一些有实力的社会社团也积极协助乡人回乡。当时在香港的清远人，要回乡又缺路费，许多人只好流落街头乞食，病倒街头。朱汝珍主持的清远公会想方设法帮助难民回乡。1942年，同乡会要组织3万多清远难民疏散回乡，但由于这时日本人已有所察觉，将公会的账号冻结了，一时筹措不到经费，难民的处境异常艰难。后来幸经朱汝珍斡旋，同乡会才解决了全部疏散经费。1942年2月、3月间，第一批几百名难民从九龙步行经过深圳到达东莞虎门乘船返回广州，再坐车回清远。到三月底，最后一批难民也顺利启程了。三万清远难民得救了！
朱汝珍写得一手好诗文，又擅长书法艺术，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遗风。他知道刘春霖、商衍鎏、张启后也有书画作品，便将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的书画作品。朱汝珍著作颇多，主要有《词林辑略》、《词林姓氏韵编》、《清远县志》、《阳山县志》等。在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大禾岗学发公祠里还保留着多副由朱汝珍所撰并书的石刻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