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5年6月11日，日本一位文部科学大臣曾说:“二战期间并没有随军慰安妇这样的词汇。”没过3天，6日13日，日本一位内阁官房长官随即出面澄清:“慰安妇是日本的一种委婉用语，用来形容在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的人。”
何谓“慰安妇”？日本出版物早有诠释，却用掩饰本质的中性词释之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或称“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当年在押抚顺的日本战犯说，日军官兵则蔑称之为“P”，英语“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个字母，也与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统称谐音。
这实际是区别于出自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的军妓，由军政组织强征、骗征的奴隶性军妓，也就是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性机器”、“性奴隶”。日本“P”，专供日军将校级军官，平均比例为1∶10；朝鲜“P”，供日军下级军官，平均比例为1∶40；中国“P”，供最低层官兵，平均比例为1∶80。
日本战犯们见证，它始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挂牌自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广施自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南京首家“慰安房”于1938年正式注册开业。也有资料说，“慰安”推行于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之时。1932年4月出版的《新满洲国资源图》中，就有一幅慰安妇“锦州美人连”的照片，是一名日本记者随行日军第20师团于1932年1月3日侵占锦州后实地拍摄的。
据一份由日军各部队间机密文件缀成的《陆支密大日记》记载，日本军队1938年3月要求各派遣军召募营妓时，强调必须慎选适当人员，并与地方宪兵、警察秘密合作，以保持军队威信，避免产生社会问题。日军特务战犯永富博道追忆:“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本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亲自负责设置6个慰安所。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当年参加攻陷南京作战的战犯说，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命令汉奸王承典、孙叔荣、乔鸿年等人，掳掠当地妇女100多人，在傅厚岗、铁管巷等地建立“慰安所”。1938年2月又在山西路口建立上军北部“慰安所”，在铁管巷四达里建立上军南部“慰安所”，4月在夫子庙贡院街同春旅社和市府路永安里建立两处“慰安所”。
日军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手段，从南京、武汉猎取数千名中国妇女作为“性欲处理对象”，再将其中一些人运往北方地区充当性奴隶，此后便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命运。
“慰安所”是日军的影子，“涉及中国（今日）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和台湾等地”。
东北地区，从大连到“满”苏边境，遍及海城、辽阳、长春、延边、四平、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海拉尔、阿尔山、虎头、富锦、东宁、温春、东亭、龙镇、石头、兰岗、密山、鸡西。日军见习士官渡边健一自供，说他1945年到中苏边境阿尔山、伊尔时吃了一惊，没想到“在这样荒僻的地方”也“设有慰安所，有朝鲜人和满洲人”。
据日本战犯们共识，设置“慰安所”，据说正式的直接的背景理由有二。其一，官兵奸淫成风，受到世界谴责；其二，军内性病蔓延加剧，有损军队战斗力，影响子孙后代。故而需要权宜办法疏导纾解，以作为防止日本侵略军性高压的疏解渠道。这实际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日军内部广为人晓，社会却鲜为人知的是，“慰安”恶行有官方理论、政策为之大行其道: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完成组阁。这位兼任陆军省大臣、内务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参谋本部呈递的征集妓女前往战区的报告上写道:将归顺国（占领国）自愿妇女也考虑进去。同日，他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又把这一恶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据《远东战事》）
日本军需大臣手令:慰安妇属军需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招。
日军后方司令部则把“慰安妇”叫做“大和KEX特攻队”。认为“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金一勉:《天皇的军队和朝鲜人慰安妇》）
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说:日军在战场上受挫于中国军队的低落情绪，可以在“慰安妇”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日军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国尽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尝到一次女色可以绝欲九月，但不能连续绝欲五年”，这一句日本俗话也被引用作为设置“军人慰安”这样“常设机构”的荒谬理由。随之而来，种种兽欲邪说，犹如洪灾一般在日军官兵中泛滥开来:
“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如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无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日本少尉军医《麻生（彻男）意见书》，1938）
“军方需要实行怀柔政策，用女人刺激士气，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使其更加卖命，以培养一支像样的杀人部队。”
“性，能缓解战斗压力，当成让部队忍受残酷纪律的方法。没有性，人很容易受伤。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通过接触女人来体验。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爱兵恤士’就要提供性服务。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信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因此，“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作’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队，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
于是乎，日军兽兵开到哪里，强奸就风行哪里。他们要争在参战之前用性活动强身护体，甚至强暴后掠取女人什物制作护身符，用那“魔力”护身而求免受外来伤害。
于是乎，日军视中国妇女就是她们国家的本身，把源于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华民族身上失败所产生的憎恨、复仇心，疯狂地发泄在同一民族女性的身上。如此化作对中国妇女惨无人道的报复、征服与胜利，在肉体折磨和心灵摧残中享受着如同烧杀抢掠一样压迫中国的快感，便成了日军“膺惩作战”的一种手段。
这就让人不明白了:不是说一提到“天照大神”，日本军人便会从脚底下升腾“武士道精神”吗？既然“慰安妇”功力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神气，那么“天照大神”还有什么用，“武士道”有什么用？
战犯供述资料表明，“慰安妇”被日军称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与日本兵的比例大约1∶29，即每女每天“慰安”29个兵，多者百人以上，超过首创百人次世界纪录的古罗马时代。
从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挂出第一家由军队管理的“杨家宅娱乐所”（“慰安所”）木牌，到1941年，日军推算的需求比例为1∶35。以此计，为70万侵华日军征用的中国“慰安妇”人数，在10万至20万之间。
她们以家贫、低教育养女或童媳居多，年龄集中在16岁至30岁之间，已婚或未婚者皆有。这些手无寸铁的女性，在刺刀、狼狗的囚禁下，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牛马，成为日军铁蹄下的殉葬物，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牺牲品。
日本宪兵战犯土屋芳雄供述，军医每月对“慰安妇”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须派宪兵去监督。我先后被派去两次，知道很多人患有严重的不属性病的妇科病，但不允许她们休假治疗，直到变成废人，不中用了才一脚踢开。她们身陷苦难的深渊中永远不能自拔，自杀身亡的事时常发生。
日本军国主义者双重歧视与摧残殖民地妇女而形成的这一政府有意的政策行为，故意违反1925年日本参加签订的巴黎《取缔经营妇女卖春公约》和日内瓦《禁止妇女及儿童卖春公约》。战犯们无不承认，“慰安妇”这种军队性奴隶制度，侵犯人权，违反人道，违反国际公法，也是战争犯罪。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慰安妇”死于日军的蹂躏，其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无可辩解的是，这种大屠杀、大纵火、大抢掠、大奸淫，“犯罪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皇军”（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奥宗光《蹇蹇录》），反法西斯同盟国搜查纳粹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德国驻华大使当年的一份秘密电报这样说另一个法西斯轴心国日本的军队，“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美国报刊也惊骇地认为，“日本国是披着文明的皮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德光发自南京的消息说，“日本始终认为色情行业是必要的，未必是一种罪恶。日本政府在二战中为本国士兵组织慰安妇，还曾在战后为占领的美军士兵开妓院”。
人变成了兽，比兽还要恶。这种人对人的残酷，造成了人类心灵永远的悲哀！
